在此基础之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才正式提出。

比如，孟子在《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这样的政治观点必然会导向对革命的肯定，从而将天命观念与革命的合法性勾连起来。事实上，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从秦皇汉祖一直延续到清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应该普遍相信有一个天命存在，比如纣王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借用冯友兰先生的总结，早期中国思想中的天有多重含义，当我们在讨论天的主宰性意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与早期文献中的帝或上帝概念发生关系。

王爱和说：天命论有着明显的内在矛盾：改朝换代的受命之君靠的是有德。比如帝甲、帝乙、帝辛等。同时要回应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之挑战，重新论证儒家道德伦理的超越基础。

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是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和中晚唐近一千年的分裂割据之后，要重新建立秩序，宋明理学就是要在理论层面为这种秩序的重建建立基础，在人心之中建立对理的认同。正是在类似判教的辩论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确立自身的理论定位和思想特色。在儒家式弹性管理中，最关键在于，宽容的原则是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包含着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修身和道德修养的要求。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但仍然是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构成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等方式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而我们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基本都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移植的产物。从哲学上说，一物之显现-存在，必是它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在它与其他物的区别中确立自身之存在。

这又进一步涉及到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阶段，把工人视为劳动力，这是一个把人物化的概念。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天理，并把心性与天理打通，为道德建立超越的根基。第二个特点可以视为第一个特点的延伸表达，但由于这是对核心精神的表达，所以我们单独列出。

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但实际上，我们也要看到，所谓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现代西方精神的全部，西方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左派的集体主义，有纳粹主义这种右派的集体主义，更有基督教作为道德伦理的托底和法治的根基。进入20世纪之后，殖民和直接掠夺的方式无法持续，但后来建立的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仍包含着西方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剥削。朱熹的理学重理守敬，重视传承、维护秩序，包含着理性化、知识化倾向，如果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个体纳入整体的秩序之中，不论是内在的道德修身，还是外在的礼制维护，都为了重建秩序。

在法家的理论中，如果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那是最难管理的。但对于大多数参加总裁班和修身营的企业家来说，这正是他们乐于听到的，这让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原来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那些道理，跟我心中所想和所认同的那些东西差不多。

在这样的时代风潮和背景之下，关于儒商的研究、演讲和课堂开始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各大学商学院也把儒商纳入教学研讨的范围，从而让儒商这一概念逐渐有了一定的系统表述。最出名的就是孟子辟杨墨，也就是说，儒家最初是在讲明自身与杨朱、墨翟所讲的道家、墨家之区别中，确立儒家的核心特质的。

这里解决的是企业作为一个个体与更广大的国家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由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转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把明朝灭亡的部分责任归到阳明心学的头上，所以实际上王阳明心学传播的时间很短，清朝主流思想是以朱熹理学为导向的，直到清末民初，阳明心学才又迎来新的发展。面对企业组织管理、选人用人、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很多企业家逐渐认同并主动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传统中去寻找智慧。而如果过于强调个人为集体奉献的集体主义，那么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就无法维持。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运行在延续着很多体现传统积淀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制度和法律等方面我们实行的却是西方现代的制度和规则，而这两个方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美融合和贯通的方式。但统一后的秦国仍然延续法家思想治国，压制人民，维持一种对民间社会高度抽取的行政机制，保留庞大的军队，秦朝大军仍然向北和向南在推进着。

当前我们最根本的时代使命，就是在中西方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重建天道信仰。所谓的文明繁荣期，是在两个节点附近，一个节点是从个体走向整体的时期，秩序刚刚建立，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体之创造力，而个体也认同整体之秩序，个体之创造能够转化为物质文明，文明在物质层面走向繁荣。

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长的商人。很多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标准，认为中华文化是无神论或多神教，这实际上都是误读。

而当代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但是他对自然人性的尊重，背后隐含着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对自然秩序的敬畏相似的理念，在儒家的表述中，就是对天道的敬畏，不要试图用人造的理论去改造自然的人性，而只能去适应它。

另一个节点是整体之秩序遭遇外来文明的冲击，或者因自身之问题，开始松动和动摇，但并未完全崩坏，个体精神在不同文明的冲击激荡之下，或在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之下，迸发出创造力，出现一个精神文明的创造繁荣期。中华文化有自身的信仰核心，就是天道信仰。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儒商伴随着国风，成为当前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能够实施义的企业家，也应该在名誉、地位等方面回报他的义举。

不论是资源的消耗、贫富的差距、政治的撕裂、债务的猛增、环境的破坏，根源都在于现代文明是在追求空间性的扩张，而没有关注时间性的延续。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在当代社会，只讲传统的孝道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了。所以儒家从来不是只把人看做追求利益的经济人，而是在承认人之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基础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很多人，包括很多西方学者，都把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认为个人淹没在集体之中，不鼓励个人创造，在各种礼制的束缚中，没有挺立个人主体性，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保障。其中以特点和理念来表述的，罗列的基本都是现代企业经营的一些正面价值或理念，这些价值或理念大多数经历了从西方现代社会发端以来几百年历史经验的检验，其本身就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一部分，它们是企业经营本身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善于思考和有一定知识积累的企业家本身就已经认同的理念，现在只是换了一套话语体系，用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来重新表述，或者是用从传统经典中挑选出的一些名言来进行重新论证，而这个论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断章取义和过度延伸的现代阐释。

而如果是个体无序扩张秩序崩溃的时期，战争和动乱将破坏一切文明。我们当前的学校式教育制度是无法完全承担这一使命的。如果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你首先要学习的是现代商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经营之道，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基础。落实于现代场景的话，杨朱近似于讲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代西方理论，具体到企业经营的话，那就是说企业经营就是为了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个人利益，不能损害任何个别员工的自由权利。

荀子讲的礼和韩非讲的法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包含着对天道的敬畏。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没有发展出这种抽象化的理论方式，所以古代中国虽然有各种技术的进步，却始终未能发展出科学。

儒家从不否认人们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天性，但儒家同时认为，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一个特点在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的儒法之辩中更为凸显。

2，企业在社会层面的义利兼顾，从而创造和实现良好的外部关系。在我们国家，很多时候，都是按照这样的潜规则在运行的。